国资委官员：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收入分配改革(2)

　　谨防财富“制度漏出”

　　“制度就像筛子一样，好的筛子应该缝隙很小。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筛子还没有做好，筛子的孔就非常大，漏出去的、没有按规则分配的这些财富规模就非常大。如果把计划经济三十年的存量与改革三十年累计的增量加总，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熊志军尖锐指出。

　　这种“制度漏出效应”，首先是渐进式改革形成的“双轨制”，最初是价格双轨制，后来发现，很多领域都有“双轨制”问题。一部分进入市场，有的进入快，有的进入慢，有的进入彻底，有的进入不彻底，这种制度性的差异就会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出来。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收入分配起点不公平。最大的起点不公，莫过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歧视性就业与分配，使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低收入群体。而正是这一群体长期低工资、低福利促进了中国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模式。

　　熊志军指出，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其收入水平大概是城市职工收入的一半，先不算福利待遇，仅不能同工同酬这一项，每个农民工一年就少收近万元。“两亿农民工是什么概念?放任对农民工年复一年的剥夺，这是中国经济赖以成长的一个条件，但却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很多资源并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则配置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也不是完全按市场经济配置的。中国土地、房地产、矿产资源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要素，至今都没有完全进入市场。

　　熊志军指出：“这些要素或资源，到底靠什么在分配?目前令人担忧的就是政府的过度管制及由此带来的寻租活动。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问题，第一是介入得过多过深，第二是权力运行不规范、不透明，第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管。”

　　第四点，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这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他指出，同样是一个国家机关，不同的职能部门，收入差距就很大;同样是中央部门，机关和机关不一样，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不一样。这些问题，十年前就发现了，但至今也没有规范的办法来解决。

　　因此，今后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至少要做到“三个均等化”，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福利保障均等化、就业报酬均等化”。

　　“我认为，仅仅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中国目前来说，还不够，必须是三个均等化，借此解决城乡居民、大小城市、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体制内和体制外各类成员的国民待遇问题。”熊志军如此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