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事业单位申论热点：消费公益诉讼试水，权利保障须步入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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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李某文等20名被告违法生产、销售病死猪肉等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代表消费者向深圳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据悉，这是公益诉讼条款写入民诉法以来全国首例“消费公益赔偿之诉”。
2012年公益诉讼条款正式进入民诉法，“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适格诉讼主体究竟如何推进具体诉讼进程备受瞩目。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报告中述及公益诉讼试点，13个省区市检察机关“试点办理公益诉讼案件5109件，其中向相关行政机关或社会组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4562件，相关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或纠正违法3206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2 8件，合计占70.9%。对仍不履行职责、公益继续受到侵害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547件”。此次广东试点消费公益诉讼也表明，上述程序路径渐趋成熟，2016年11月，深圳检方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消委会提起公益诉讼。
依照最高检对公益诉讼试点的程序安排，检察机关属于“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情况下的兜底设计，检方发现诉讼线索，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适格主体采取行动，或可视为公益诉讼试点阶段路径渐趋固定的诉讼形态。2012年公益诉讼为民诉法所吸纳，2013年消法修订为消费公益诉讼试点提供了法律支持。作为配套修改，新消法赋权消费者协会由原来只能支持消费者起诉到可以代表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其对消协本身带来的考验，不仅包括对类似诉讼线索发现(是检察机关督促起诉，还是消协主动出击)，还涉及消协参与公益诉讼的专业准备，此番广东消委会的诉前准备过程可见一斑。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制度背景，包括消费公益诉讼在内的诸项公益诉讼试点类型，在法律依据上并不缺乏制度支持，唯有具体的诉讼细节需要试点进行摸索。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公益诉讼的相关试点应有更大空间与步伐的司法实践。据澎湃新闻梳理，过去一年的各地公益诉讼试点，存在一个第四季度诉讼量“井喷”的现象———“年初12件，年底达495件”、“特别是最后3个月的总量，较前9个月涨幅逾10倍”。在此之前，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公益诉讼试点的中期报告，沈春耀等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多的时间只提起42件公益诉讼案件，说得严重点，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新制度摸索和试点的难度或可预想，具体操作路径缺乏使得相关试点一段时间里处于样本化的阶段。从样本出发，尽快步入程序常态，并进一步拓宽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范围，是公益诉讼值得期待的前景。
诉讼的能量在公益诉讼的闸门打开之后必然会迸发出来。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日前接受南都专访时透露的那样，在行政公益诉讼试点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有行政机关抢在被起诉或庭审前纠正违法、履行职责的现象”。现有(或新的)法律手段得到充分运用，司法抱持居中、专业和独立的判断，对此前某些问题积弊而言或是值得期待的一击。环保困境、消费维权不畅包括法院执行难等难题，正需要明确的司法态度作为化解的催化剂。消费公益诉讼试水，作为公益诉讼整体推进的又一标志，诚望尽早步入法治常态。“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制度使命的公益诉讼，其司法实践必然要朝着法律更有利于公民参与、诉讼更常态化的方向掘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