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事业单位申论热点:鼓励学生质疑权威才是大学的应有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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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批评老师作品根本不是普遍现象。如果连这样的个例也不允许,甚至有可能动用老师话语权来诱导、威逼学生道歉,那才会真正让人对大学人文环境失去最后一点希望;如果老师与学生失去了对话的渠道与机会,那么很容易滋养老师的霸权思想,学生则会变得唯唯诺诺。
相比犀利批评,道歉信的低姿态更让人不适
这两天,戏剧圈被一篇《千万不要批评某些演出,否则让你写道歉信》的文章刷了屏。具体过程不赘述,仅仅对比这名学生发在朋友圈的两份文本,会有天差地别之感。道歉信里说,他批评《汤显祖》“言辞激烈、冲动,有失客观、公允”,但仔细阅读“《汤显祖》七大硬伤”全文,恰恰相反的是,那段文字有直观感受,有专业知识,有信息含量,也有独立态度,即便拿正式评论的标准来衡量,全文始终没有脱离正常文艺批评的范畴,甚至拿到媒体去公开发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反观那封道歉信,却充满了令人不适的语调与情绪,短短一封道歉信,让一位站在平视角度去批评一部文艺作品的评论者,迅速降格为一名通过自我贬损人格、强调批评对象权威的“忏悔者”。道歉信的遣词造句和忏悔腔调,读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文革”期间被批判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用此语调来博取原谅、获得自由。以牺牲自己的尊严来维护某种事物并不存在的尊严,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批评者头上的阴影。只是没想到,在本应充满辩论声音和活跃学术气氛的校园之内,这片阴影居然也如此之厚重。
大学风气日益保守,挤压自由言论空间
当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并发表,就标志着它已经进入公众视野,每一位读者或观众都有权利对其表达观点、提出建议、或者进行批评。针对作品的批评谁也做不到面面俱到,既能让其他受众赞同又能让创作者心服口服,因此,在创作与批评之间,通常有不小的空间,原则上,对于作品的批评是没有禁忌之地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批评者的说法完全不在点上,那也只能说明批评者没水平,作品并不会因为批评的存在而发生质的变化。
一桩发生于朋友圈和校园内的“批评与道歉”事件,如果不被自媒体传播出来,本可以无声无息地发生和消失,但熟悉当下校园体制与校园文化的人应该会了解,自由空气在校园的消失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一种无形的秩序早已建立,消灭反抗的声音,打压不听话的学生,成为校园统治的一种规则。
像学生批评老师作品这样的事件,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连风气都算不上,而只是一种个例。如果连这样的个例也不鼓励、不允许,甚至有可能动用老师话语权或者校园行政力量来诱导、威逼学生道歉,那才会真正让人对大学人文环境失去最后一点希望。如果老师与学生失去了对话的渠道与机会,那么很容易滋养老师的霸权思想,学生则会变得唯唯诺诺,不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正常的学术交流应包容不同声音
关于校园内师生之间的对话关系,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熊十力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结识了在英文系学习的学生废名,因熊十力写了《新唯识论》,信仰佛教的废名常对熊十力发起批评,汤一介先生在《“真人”废名》中曾记录,两人因为佛教问题先是高声辩论,后来突然“万籁俱寂”,众人赶过去发现两人打了起来,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发不出声音……但打归打,随后废名照样还去找熊十力聊天谈学问,这是诸多讲述民国校园故事的佳话之一。
学生的道歉之所以令人感到不安,是因为我们很少再看到校园里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之间在公共平台上的公开批评与反批评了,曾经盛行于著名大学,并由大学延伸至媒体再影响到社会的辩论事件,如今变得凤毛麟角。《汤显祖》被批评,其创作者徐坚强教授完全可以借机进行一次回应,不仅可以公开表达他的创作理念,让更多观众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一次互动性很强的教育,何乐而不为?写封道歉信很简单,尽管用那些标志性的忏悔用词就够了,但随着道歉信一起消失的,是批评精神的萎缩,是独立观点的丧失,是大学文化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