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申论热点：管理混乱 公益何以成“公疑”(2)

　　从操作层面上讲，“非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基金会条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公益事业捐赠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赠人意愿”原则。

　　“道德绑架”、以权谋捐令人担忧

　　“公益这个领域很有意思，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每个人都可以讲上几句，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也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参与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发现，质疑公益慈善组织的代价特别小。”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徐永光就在很多场合呼吁，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道德绑架”。

　　“不少人认为，公益组织既然是非营利的，你们就应该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这种道德绑架让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困难。”徐永光说，“吸引人才就应该付出与之贡献相适应的报酬，但是社会道德绑架让公益组织很难吸引到人才，这是应该纠正的。”

　　慈善组织频遭质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门吸引资源不像政府一样具有行政手段，也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它依靠组织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不断宣传自己零成本运作，以此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些组织宣传自己如何关心受益人，于无形中提高了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又符合了公众的期待，给慈善行业戴上光环。

　　“这样，行业一旦出现某些不好的事情，公众就会变得很愤怒。特别是突然发现慈善行业有道德瑕疵的时候，公众的愤怒可能会更强烈，因为觉得美好的词汇都被它玷污了，这是符合心理学的。”金锦萍说。

　　徐永光同意这种观点，“公益行业被视为最后一块净土，公众的期望值很高，甚至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不需要工资，这是不现实的。真如此，这个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没有专业人才，缺乏专业化运作，这个行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对于在道德方面的质疑，徐永光认为，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些质疑是对的，哪些质疑是错的。“我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大家并不知道;有些质疑是对的，但缺乏最后的交代。这样的话就变得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公众并不清楚。”在徐永光看来，质疑是常态，一直都会有，关键是有了质疑以后该怎么办。

　　徐永光表示，目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其频遭质疑的导火索。“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了30多年，一开始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后来慢慢开放空间，建立了一些政府背景逐渐弱化的基金会、慈善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这本是公益慈善逐步走向民间化、回归民间的一大进步。”

　　徐永光说，“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是倒退的。”他提到了“以权谋捐”的问题——“慈善风暴”刮起，一些地方政府用权力把慈善资源拿到自己手里。这成了政府的‘第二税源’，这叫‘苛捐杂税’”。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风暴”，向企业和个人强行摊派捐款的做法，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

　　徐永光举了个例子，某省的一个县，2010年春节，县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齐出动，趁着年关给煤老板设宴，一举拿下“捐款”13亿元。“经验”传到邻近的县里，即升级为“百亿慈善公益金计划”。邻县也有一批身家上亿元的煤老板。县委、县政府称：本县的现状是财政富老百姓不富，少数人富多数人不富，有资源的乡镇富黄河沿岸仍不富。必须有“共享式发展”思路。

　　于是，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三大慈善公益金筹集倡议书》，并成立“公益金筹集运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县长和39位党政部门一把手分别出任组长、副组长和成员，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募集“三大慈善公益金”100亿元。